通鉴纪事本末体介绍
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由南宋史学家袁枢所著，它突破了以往编年体与纪传体史书的局限。编年体虽能清晰展现时间脉络，却常使同一事件在不同年份分散记载，难以窥其全貌；纪传体侧重人物生平，事件叙述易支离破碎。而袁枢以事件为中心，将《资治通鉴》中1300多年的历史，归纳为239个具体的历史事件，每一事详书始末，将历史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。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，还是汉唐盛世的辉煌篇章，亦或是王朝末世的风云变幻，都在书中有着生动且连贯的讲述。

然而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阅读门槛较高。此书正是为了消除这一障碍。阅读这部通读本，你将领略到历史的波澜壮阔与复杂多变。从朝代的兴衰更替中，体悟治国理政的智慧与得失；从英雄豪杰的传奇经历中，感受勇气与担当的力量；从文人墨客的才情挥洒中，品味文化传承的魅力。它不仅能丰富你的历史知识储备，更能启迪你的思维，让你以史为鉴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更为明智的抉择。

古人对本书的序

**陈良弼序**（延祐六年岁在己未三月望日）
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对于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来说，是不可或缺的。诚斋（杨万里号诚斋）在前面作序，节斋（赵与号节斋）在后面作序，已经把这本书的优点阐述得很透彻了。节斋担心严陵本字体小且错误多，于是精心校对，改成大字，刊印成书后收藏在家中，全书共四千五百面，可以说是天下的善本。

近年来，士人的学问浅薄，文坛荒芜，这本书的刻板被束之高阁四十多年，还担心被有权势的人家抢走，所以一直秘不示人。有一天，节斋的孙子赵明安路过嘉禾（今浙江嘉兴），到学宫拜访。他看到我所做的事情，好像有所感慨，于是叹息说：“我有托付的人了，差不多不会辜负我祖父的一番苦心了。”他这才拿出家藏的书板给我看，说：“以前有云间（今上海松江）的好事之人，拿出中统钞三百锭求购，我不忍心卖掉，就怕书板流散，不能长久流传。如果把它放在嘉禾学宫，只要补偿我一半的价钱，我也就没有遗憾了。”我召集学宫的士人商议这件事，有人说：“这本书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归宿，但是那些依仗权势想要抢夺的人，会不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呢？”也有人说：“成全这本书来惠及后来的学者，这是大德。那些依仗权势却不付钱的事，贤德的人是不会做的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”大家的意见还没有统一，恰好御史宋公一斋、佥宪邓公善之到这个地方巡查，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。两位大人很高兴地说：“这对文化教育有帮助，赶紧促成这件事吧。”学宫当时正有创建考场的费用支出，财力没办法满足赵明安的要求，就拿出中统钞七十五锭给他，赵明安也没有计较。我把得到书板的经过写下来，附在节斋的序后面，希望以后在学宫任职的官员，都能知道这本书的珍贵。

**李栻序**（万历二年岁在甲戌季冬望日）

这是千古以来治乱兴衰的借鉴之书。我年少的时候喜欢读史书，每当看到历史上的事变，就会去考察当时的治乱情况，探究当时的作为到底怎么样。但是自从司马迁创作史书之后，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史书，每个君主都有自己的本纪，每个人物都有单独的传记，内容繁多，很难全部了解。司马温公的《资治通鉴》汇聚了历史的要点，然而它按照年份记载事件，一件事被分散在不同的年份，很难了解事情的全貌。

袁枢的这本书，虽然记载的内容没有超出《资治通鉴》，但是按照事件编排，提炼出要点，由近及远，不需要反复翻阅其他卷册，当时的形势、关键之处、事情的道理以及治乱的根源，都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。就像杨万里说的，读这本书就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亲眼目睹那些事情一样，让人欣喜，让人悲伤，让人振奋，读完之后还会忍不住感叹、落泪。学者们读了这本书，对于古今治乱的道理，大概就能领悟一多半了。

只是在宋朝严陵的第一次刻印本，就存在字体小、错误多的问题；节斋的第二次刻印本，又差点长时间被搁置而失传。我朝南京太学的旧刻本，就是节斋的版本。这个版本体积大，摹印起来很困难，所以流传不广，而且因为年代久远，字迹模糊、残缺，负责摹印的人也感到厌烦。我担心这本书时间久了会彻底失传，就购买了旧本，重新校正，适当缩小书板后重新刊印，希望能和天下的同好一起分享，这本书对于治理国家或许会有所帮助。

此外，朱熹写有

**通鉴纪事本末后序**

古代史书的体例，能看到的，只有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按照年份记录事件，以此来展现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；《尚书》则是每件事单独记录，详细记载事情的首尾。想来当时的史官，既用编年的方式记录事件，遇到重大的事情，就会收集相关内容另外记录。比如《尧典》《舜典》记载的内容，上下跨度一百多年，而《武成》《金縢》等篇章，所记载的事情，有的相隔几个月，有的历经好几年，这期间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吗？这些事情肯定已经记载在编年体史书中了，只是现在看不到了。所以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传的时候，既依照经文进行阐释，又创作了二十多篇《国语》，按照国家分类，记载不同的事情，有的事情时间跨度几十年，这大概也是仿照《尚书》的体例，相互交错补充。

然而从汉朝以来，撰写史书的人都采用司马迁的纪传体，这种纪事的方法就不再被重视了。直到司马温公接受诏令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才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按照年月日详细记录，就像指着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。《资治通鉴》虽然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载，但追溯根源，是从智伯开始的，往上承接《左传》的最后一章，前后相承，这是汉朝以来从未有过的。但是一件事情的首尾，有时会分散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间，相互不连贯，读者对此感到苦恼。

如今建安的袁机仲先生，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了这本书，方便学者阅读。这本书在门类编排、前后连贯等方面，都暗藏深意，用来梳理司马温公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和《国语》是同一类的史书。有人指责这本书在古代没有先例，除了分类之外没有新的创见，只是他们没有深入考究罢了。袁机仲先生把摹本寄给我，我才得以阅读，读完后不禁抚卷叹息，于是写下这篇后记，让读者了解这些情况。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，新安朱熹写于云谷的晦庵。